巴登-符腾堡警方比对示威录像的争议与柏林的行为识别监控摄像头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刑事警察局（LKA）一名警员，在斯图加特地方法院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作证。netzpolitik.org 10 月 21 日的报道依据斯图加特一份周报的庭审报道，以及被告辩护律师的说法。

警员表示，为了确认两名被告先前是否已被警方注意，自己分析了一场在乌尔姆已登记示威的录像。比对除了认出两名被告，还识别出四名至今与案件无关的参与者。报道的标题与副标题写的是人脸识别，警员的证词没有说明用了什么系统。警员称自己遵循「完整性原则」，查看计算机还能认出哪些人，报道没有说明这项原则出自哪里。

据报道，谁下令比对、依据哪一条法律，证人在法庭上没有回答。LKA 回复 netzpolitik.org 时表示不就进行中的程序表态，个人数据的收集依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对「完整性原则」的提问则没有回应。德国公民权利团体自由权利协会（Gesellschaft für Freiheitsrechte，GFF）的律师认为，没有这样的原则可以让警方识别所有曾与嫌疑人一起示威的人。没有具体迹象显示这些人是共犯，律师认为这类侦查违法。

报道没有写警员用的是哪一套系统，背景段介绍了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BKA）的人脸识别系统，但没有写本案用的就是它。这套系统从 2008 年起运行，把监控画面或通缉照片拿去比对警方数据库 INPOL 里的照片。同一报道引述的数字是 2026 年 1 月 INPOL 收录约 540 万人的 760 万张照片，联邦与各州刑事警察局 2025 年执行约 31.35 万次检索。

10 月 6 日起，柏林警方在 Kottbusser Tor 测试另一种监控摄像头，那里是市政府内政部门列为犯罪高发地点的地区。警方的说明页写到，系统识别情境，不分析面部或个人特征。柏林市政府内政部门（Senatsverwaltung für Inneres und Sport）10 月公布的行政规定，举的情境是殴打、踢击，以及倒地或跌倒的人。测试阶段系统不检测、也不发出警示，但会储存录像。

据市政府内政部门 9 月的答复，全天运行的阶段预计 2026 年第四季度开始。

柏林 2025 年 12 月修订的《一般安全与秩序法》（ASOG）排除用犯罪高发地点的监控录像做自动化的远程生物识别，也不准用同一批录像测试或训练远程生物识别的程序。远程生物识别是在当事人没有参与的情况下，从远处比对面部等特征、认出身份。同一次修法另外允许警方针对特定对象的面部与声音数据，事后比对网络上公开的个人数据，须经法院命令。

据警方说明页，集会期间只要参与者可能入镜，系统就会关闭。测试阶段起的录像保存 28 天。

导读观点

实时识别是在拍摄的同时比对、认出身份，事后识别是拿已经录下的视频再去比对。乌尔姆案属于事后比对，柏林的系统依官方说法两者都不做，只判断画面里发生什么事。

欧盟《人工智能法》（AI Act）依这组区分订了不同的规则。第 5 条自 2025 年 2 月起禁止执法机关在公众可进入的场所实时识别，只留下三类例外。

三类分别是寻找绑架、人口贩运与性剥削的被害人及失踪者，防止对生命安全的具体紧迫威胁或恐怖袭击，以及追查重大犯罪的嫌疑人。每一类都要绝对必要，成员国也要以国内法明文允许才能使用。每次使用前要取得法院或独立机关的授权，紧急时最迟 24 小时内补申请。

事后识别不在禁止范围内，在欧盟或国内法允许使用的范围内归类为高风险（依附件三的写法，本文的理解是 AI 法本身没有授权使用）。依第 26 条第 10 款，针对特定嫌疑人的侦查要事前或最迟 48 小时内提出授权申请，依据与犯罪直接相关的事实初步识别可能的嫌疑人时例外。条文也禁止在与犯罪、刑事程序、具体威胁或寻找特定失踪者都没有关联的情况下无目标地使用。

这套高风险规定原定 2026 年 8 月适用，2026 年 7 月生效的简化修订（AI Omnibus）把日期推迟到 2027 年 12 月。

乌尔姆案是在已经拍下的录像上事后比对，但系统不明，无法确认是否属于 AI 法定义的远程生物识别。当时 AI 法的授权规定也还没适用，合法性要看德国的国内法，GFF 质疑的正是这一点。依警方说明页，柏林的系统识别情境、不识别身份。柏林警方的首席数字官 6 月在议会委员会自评，系统依 AI 法可能属于低风险。

欧盟委员会 2025 年的禁止做法指南举了警方调取街头监控录像的例子，用事后人脸识别比对社交媒体照片，找出示威的组织者。指南的判断是这种用法不在禁止之列，属于高风险用途。脚注另外加注，事后识别是否为识别示威者所必要，仍有疑问。

这个例子取材自欧洲人权法院的一起判决。法院在该案认为，没有公共秩序或交通安全的风险时，事后与实时使用人脸识别都不符合比例原则。指南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

识别与匿名化是柏林的争议点之一。柏林数据保护专员 9 月 22 日接受采访时提到，法律挡住自动化的生物识别，挡不住针对个案、由人工从保存的录像识别特定的人。在监控范围内手动建立行动与社交关系的画像，技术上也仍然可行。

6 月柏林议会内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德国黑客团体混沌计算机俱乐部（CCC）的专家认为火柴人图像不算匿名化，凭时间戳就能对回原始录像。市政府负责内政的首长（Innensenator）在同一场会议上表示，系统不做任何生物识别或其他自动化的个人数据比对。首长也表示不会扩大成全市监控，行政规定则写明系统产生的向量数据无法还原成视频画面。

成效是另一个争议点，市政府内政部门 9 月的答复把系统的目标定为及早发现暴力行为与倒地需要协助的人。研究汉堡试点的学者在 6 月的听证会上提到，警员受访时举的、会触发警示的情境包括拥抱、踢球的孩子、推婴儿车的人，以及躺在地上的人（汉堡用的是另一家机构开发的软件）。学者表示，研究者对各地误报的数量与内容没有确切信息。汉堡警方公布过一组数字，学者认为不够可靠。

到 9 月 6 日答复时，市政府没有委托外部学术评估的计划。

柏林 9 月 20 日举行议会选举，据 netzpolitik.org 的报道，SPD、绿党与左翼党的试探性会谈文件（组成联合政府前的初步协商文件）写到 2028 年评估视频监控。左翼党 10 月 31 日的党代会表决后，三党才可能开始谈判。绿党与左翼党的议会党团 8 月已向柏林宪法法院申请审查这部警察法，范围包括行为识别监控摄像头。两党没有申请暂停适用，判决前法律继续有效。

巴登-符腾堡的绿党与基民盟 2026 年 5 月公布联合执政协议，以 AI 视频监控能兼顾安全与基本权利为由，承诺扩大曼海姆的模式。曼海姆从 2018 年起试点识别殴打、踢击等行为的监控摄像头，协议写到要在试点地点加入远程生物识别，没有写是实时还是事后。据 netzpolitik.org 5 月的报道，落实需要修改州警察法。到 10 月 24 日为止，我们没有查到修法的记录。

netzpolitik.org 5 月那篇报道也描述，当时德国只有法兰克福在公共监控摄像头上实时识别人脸，该媒体 4 月的报道提到每次检索都需要法官裁定。

在柏林试点地点附近活动的人，可以从标识牌知道哪里有这类监控摄像头。ASOG 要求警方设立标识牌并公布实施地点，行政规定也列出四个试点地点。集会期间监控摄像头会关闭，其他时间经过的人的录像会保存 28 天，期间可能被人工调阅。参加示威的人即使不在柏林的试点地点，像乌尔姆案那样事后比对既有录像的做法，目前仍由德国国内法规范。

中国大陆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公安部发布，202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三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并要依法合理确定采集区域、设置显著提示标识。办法适用于在中国境内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的活动，只排除研发与算法训练，条文没有明文排除国家机关或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办法里的角色是和网信部门一起依法实施监督检查。

办法有几处为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保留了例外，告知义务可以依法律、行政法规免除，人脸信息不得经互联网对外传输的要求也有同样的保留。这几处保留针对的是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条文没有点名公安机关。办法在实务上是否适用于公安机关自己架设的系统，条文没有明说。

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一般规定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十三至三十五条。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要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与程序进行，不得超出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告知义务同样适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保密或不需要告知，或者告知将妨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除外。

公安机关使用人脸识别比对的内部规定与地方性法规，以及公安机关在集会现场摄影的规定，本文没有查。

台湾的《警察职权行使法》第 9 条规定，警察依事实足认集会游行或其他公共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有危害公共安全或秩序之虞时，可以摄影、录音收集现场活动资料。条文没有要求法院授权，也没有提到人脸识别（台湾部分本文只查了这一条）。

读者可以用几个问题比较各地的规定。一是法律管的是实时识别、事后识别，还是两者都管。二是比对之前要不要法院或独立机关的授权，与案件无关的人入镜时，数据如何处理。三是政府有没有公布使用次数与误判率，让外界评估系统的成效。